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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为首的三大军政集团   

2014-12-29 14:52:24|  分类: 政治 历史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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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为首的三大军政集团

????????所谓“晚清三大军政集团”,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、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(以下以“湘”“淮”“袁”简称之)。三者是对当时朝政、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,其间交错勾连,发展嬗变,承续更替,可以“三环链”喻指。本文就其“环链关系”略呈浅见。

????就三者的形成而言,“湘”“淮”时间上比较靠近,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。当年曾做过“湘”“淮”大员(如胡林翼、李鸿章)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,在其《归庐谭往录》中曾说:“湘、淮本系一家,淮由湘出,尤有水源木本之谊”(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《梵天庐丛录》中,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)。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,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。具体看,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,咸丰四年(1854年)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,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(当然,还说不上具有“完备”形态)。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,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。因“东援”需要,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,同治元年(1862年)开赴上海,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(出任江苏巡抚)权柄,这样“军政结合”,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,完成了“淮由湘出”的衍生分化。从湘、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,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,而两者形成后共存“交叉”的时间则更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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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??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,自甲午战后的“小站练兵”初萌,嗣后逐步成型,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、淮两者之后,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。袁世凯的叔、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,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,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、荐引。其集团势力的奠基,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、收用。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,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,淮系则因其“开元”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,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。及至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李鸿章去世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(先署理,随后实授),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。由此可见,渊源上袁氏集团与“湘”“淮”有着相对的远近、疏亲。

??????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,交错连接,相承相续,此为体现其“环链关系”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,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、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。

????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。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,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,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,乘机发展。“湘”“淮”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,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。而袁世凯“小站练兵”,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,适应清朝藉“变通军制”而“讲求自强”的需求而得。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,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。再一更重要的原因,就是它们皆以“私属性”颇强的军队为支柱,进而实现密切的“军政结合”(有“私属性”军队又有督抚权柄,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),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。所谓其军之“私属性”,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,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,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、不受节制于朝廷。湘、淮“勇营”不属于国家“经制军”,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“国家规范”,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,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“养疴”期间,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。军队“私属性”的要素,对于“湘”“淮”“袁”三大集团来说,可谓共同基点,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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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,这里主要言其三端:

????一在军队新旧反差。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,而淮军大进一步,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“洋化”。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,进而从“军制”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“西式”(这在袁氏所辑《新建陆军兵略录存》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),技术层面的“现代化”色彩已较鲜明,淮军比之不及,湘军反差更大。

????二在群体结构状况。湘军以“选士人领山农”(王定安《湘军记》中语)为组织要则,淮军将领出身于“士人”的则要少得多,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,惟“战”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。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,选员因明显借鉴“西法”,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“趋新”气象。再如要员关系方面,总体上湘系是“多头并立”,不但军多分支,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、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,且有“喷发”式阶段。而淮系,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,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(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,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),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,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“众星拱月”。而到袁世凯,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,他“实行‘兵为将有’,使自己成为‘本军之君’”(前辈学者李新语),“寡头”色彩愈显浓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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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三在首领风貌特征。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袁世凯为例来看。曾国藩最为传统,浸润儒风,追求圣道,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。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、翰林出身,但就专意带兵、理政,少受道学束缚,甚至不忌“痞”气,如有以“打痞子腔”“参用痞子手段”来应对洋人之语(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“老老实实,推诚相见”“言忠信”“行笃敬”)。即使日常气态、做派上,曾、李也大为不同。到袁世凯,于此更见其异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,比起曾、李他简直就是个“大老粗”,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、腾达,与他非常的心计、权术、手段自然密不可分。

????上述异同的造成,既基于客观时势条件,又取决主观人为因素。且异同之端并非能够绝对、截然地割裂,而是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。察识这种复杂情状,自有助于整合性地体察其历史效应的发挥。

????先就晚清军制变革的节点和轨迹而言。湘、淮军(所谓“勇营”)得以崛起,与作为清朝“经制军”八旗、绿营的腐败无能分不开,之后“练军”的出现(由湘系大员刘长佑在直隶创始)和推广,自是以“勇营”改造绿营的一途,而以湘、淮“勇营”作为“防军”存续,则可以说是进而为其实际走向“经制”放开的表现。如果说这还未能完全突破“旧制”的藩篱,那么,到袁世凯“新军”的编练,就无疑是一种“转型”的发轫。而这自然也不是完全“赤地新立”,离不开对湘、淮军(尤其是淮军)趋新发展所积留的有形、无形资源的借助,从这个意义上说,也自有其一脉相承性。

????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。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,学界观点不尽一致,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,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,则为“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”,应该说比较合理。前后联系看来,在整个“孕育”过程的“段位”上,“湘”居初基,“淮”近一程,到“袁”则最终完成。而这,与其“西化”趋向扭曲绞合。

????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。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“督抚专政”“内轻外重”(罗尔纲语)之局,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,虽说也有(特别是近些年来)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,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(即与“湘”前比较)来考量,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(如臣奏与上谕之类)而是把握实质,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“反弹”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,那么,说其时“内轻外重”则基本属实,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。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、挟清帝逊位(前不久问世的《袁世凯全集》中有录件,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),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,但同时也可谓“内轻外重”发展到极致的结果。而这一发展过程,自可溯源于“湘”“淮”的奠基。总之,从相关诸多要端来看,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“环链效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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